红头绳 文 · 陶凯莉

歌剧《白毛女》创作于1945年1月至4月，由马可、张鲁、瞿维、焕之、向隅、陈紫、刘炽等作曲，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集体创作。1945年4月首演于延安，曾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。 在中国，这是家喻户晓、脍炙人口的经典作。1965年“上海之春”首演了《白毛女》芭蕾舞剧。剧情与同名歌剧基本相同。开场深沉而愤慨的序歌，唱出了几千年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底的愤怒和仇恨，终场的斗争会上，发出了“百万工农齐奋起”的吼声，一头一尾的合唱，定下了全剧战斗性音乐的基调。舞剧音乐用了大型西洋管弦乐，并添加了民族乐器，如：笛子与板胡等，使舞剧更具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。 我在上海居住五年，一直住在位于江苏路、武定西路的上海广播交响乐团的院子里（现已改称为“上海爱乐”）。这是一座旧资本家留下的花园式大宅，里边有喷泉及绿油油的大草坪。我的卧室就在乐团排练厅的楼下，每天有免费的交响乐听。怀孕的时候，儿子也在肚子里和我一起欣赏音乐。每天清晨九点钟乐声响起，我的胎动也随之开始――我知道儿子起床、开始听音乐了。当时听得最多的几首曲是《鲁斯兰与柳德米拉》序曲、 吕其明的《红旗颂》及《白毛女》组曲。

记得有一年的国际三八妇女节，交响乐团特别邀请我以板胡演奏《白毛女》里的《红头绳》。妇女节中所有的独唱、独奏演员都是女性，因此我也有机会施展一下勇气――因为我只跟随沈诚老师学了三个月板胡。排练时，坐在庞大的交响乐团里，心里难免七上八下。当时乐团首席梁大南先生（现任中国北京交响乐团乐团首席），是位非常优秀及经验丰富的乐团首席；他一直对着我微笑，很有耐心地吩咐双簧管给我对音。因为西洋乐器与民族乐器的律制略有差异，板胡定音又得考虑乐曲的风格而决定五度定音偏大或偏小些。我快速地调整了板胡的音响及音色，努力适应并力求完美。结果演出非常成功，一曲《红头绳》响彻了上海大剧院，而我这个毫无舞台经验的黄毛丫头也因此和《白毛女》结下了一段缘。 演出结束后，乐团团员见到我都会哼几句《红头绳》的旋律。事隔良久，有一天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逛，竟然有位金发碧眼的小姐对着我哼《红头绳》的旋律，诧异之际仔细一瞧，原来是交响乐团的外援长笛手爱丽丝小姐。我想在她的眼里，这段旋律一定最具有东方音乐的特点。她的表情似乎很自豪地告诉我：“我也懂得你们的音乐”。我回敬了会心的微笑。事后我一直在想， 为什么《红头绳》短短的几句旋律，会给大家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？

首先，得从创作来分析。《白毛女》的创作源自于1943年延安开展的新秧歌运动。音乐采取了河北、山西、陕西等地的民歌与地方戏的曲调，加以改编和再创作；这些从百姓生活中提炼而出的素材，生动地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。杨白劳躲债归来所唱的《千里飘雪一片白》是根据山西民歌《拣麦根》所改编，曲调深沉激昂，刻划了杨白劳的基本性格。河北民歌《小白菜》和《青阳传》则描绘了喜儿――一位敢爱敢恨、坚强不屈的女性形象。《白毛女》舞剧除了保留原歌剧中的《北风吹》、《扎红头绳》，并将《我要活》、《太阳出来了》改编发展之外，又新创作了《序歌》、《与风雪搏斗》、《盼东方出红日》、《百万工农齐奋起》、《大红枣儿甜又香》、《相认》等曲。为了使时代背景更鲜明，增强环境的真实感及亲切感，还运用了当时抗日根据地流行的革命歌曲如《参加八路军》、《军队和老百姓》、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等，听了令人热血沸腾。那段革命历史勾起了无数听众的回忆，人们听得懂也看得懂，音乐与观众之间有了共鸣、产生了互动，释放出革命年代令人目眩的激荡！历史是春秋支笔，是非对错是客观的，而人生却是复杂而又变幻莫测的，人类的“情”也更因此而显得突出！通过了真正的艺术家们，才诞生了《白毛女》这部经典作。 今年二月的华族文化节，新加坡华乐团演奏了《白毛女》组曲，委约驻团编曲沈文友先生把《白毛女》组曲从交响乐移植到华乐。乐曲的移植充分发挥了华族乐器的特性，中阮音色的宽厚、琵琶的甜美、竹笛的清脆、弦乐群的豪迈，加上震天响的锣鼓，革命胜利的喜悦尽在不言中。离开上海五年后，我再次演奏了《红头绳》。坐在自己的乐团里，多了几分自信；指挥与乐团同事的不断启发，令我完全融入音乐的角色中。喜儿就在我的一弓、一音之间，神采飞扬地扎起了红头绳。 艺术经久不变的美是献给那些热爱生活的人们，是那些洞悉人世间翻云覆雨、却又超脱世俗的艺术家们共同创造的永恒！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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